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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协议中对房产的赠与是否可以撤回

作者:王京涛游览次数:94发表时间:2018-07-16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咨询:他(她)出轨了,我想让他(她)写份东西,房子归我,以后再敢出轨就离婚,这个东西有效么?答:不一定。要知道,任何有悖于婚姻自由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如果以实现某种情形作为离婚的条件,那这种约定一般会被法院认定无效,所以即使存在“出轨就离婚”的约定,你也不可以在对方出轨时,拿着这个约定去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但如果不涉及人身关系,仅仅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比如:“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位于郑东新区的某处房产归女方所有,女方可以任意处分,男方不得阻挠”。此种约定的效力怎样呢?

《婚姻法》第十九条确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允许夫妻双方通过协议方式确定财产归属,故此类《财产协议》在不具有其它效力瑕疵的前提下是有效的,然协议有效并不等于物权发生变动,这是由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过户)作为生效要件。简单的说,协议仅产生债权效力,意味着双方根据协议互负权利义务,协议一方可以要求对方按照协议履行一定的行为。这和你对房产享有所有权(物权)可是截然不同的,于是协议≠产权。那么是否可以在事后要求对方按照协议约定,将房屋过户给我呢?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之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什么意思呢?房产原本登记在男方名下(无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个人财产),《财产协议》中将房产“约定”给女方应视为男方对女方的赠与,而赠与在权利转移之前是可以撤销的,虽然存在几种例外,但是除了公证《财产协议》外其他几条都不搭边,而按揭房屋很难做公证。按照上述逻辑,只要男方未将房屋过户给女方就随时可以反悔,女方起诉要求男方履行合同也没用,因为赠与合同(财产协议)已经撤销了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认为《协议》有效,似乎与我国的不动产登记生效主义相悖;如果认定无效,意思自治和夫妻一方的权利又得不到保障。实务界对此问题长期存在争论,使得律师在回答此类问题时也不敢直接给出确定答案。我们不妨看一篇最高院的公报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总第218期)第31页---35页)对此问题的解答。

基本案情为:男方唐某甲与女方李某某《分居协议书》中约定,二人为了不给儿子心灵造成伤害,决定分居不离婚,并对唐某甲名下的一处房产进行分割,约定为女方所有,女方可以任意处置。但一直未办理过户登记,二人也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后唐某甲去世,对唐某甲的遗产范围产生争议。如果认为上述房产已经归女方所有,则不纳入唐某甲遗产范围,反之,则属于遗产。

一审法院坚持物权登记主义原则,认为虽然《分居协议书》中约定房产归女方所有,但直至男方去世都仍登记在男方名下,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遗产分割。判决作出后,女方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是否属于男方遗产应理清三个问题:

第一,《分居协议书》的法律性质,认为是财产分割协议

第二,本案应当优先适用物权法还是婚姻法的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案而言,认为应以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处理为宜。理由如下:

物权领域,法律主体因物而产生联系,物权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之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基础性法律,重点关注主体对物的关系,其立法旨在保护交易安全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婚姻法作为身份法,旨在调整规制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其中财产关系则依附于人身关系而产生,仅限于异性之间或家庭成员之间因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而是凸显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故婚姻法关于夫妻子女等特别人伦或财产关系的规定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创设和存在,而是带有“公法”意味和社会保障、制度福利的色彩,将保护“弱者”和“利他”价值取向直接纳入权利义务关系的考量。

因此,婚姻家庭的团体性特点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的利益,与物权法突出个人本位主义有所不同。在调整夫妻财产关系领域,物权法应当保持谦抑性,对婚姻法的适用空间和规制功能予以尊重,尤其是夫妻之间关于具体财产制度的约定不宜由物权法过度调整,应当由婚姻法去规范评价。本案中,唐某甲与上诉人李某某所签协议关于财富中心房屋的分割,属于夫妻内部对财产的约定,不涉及家庭外部关系,应当优先和主要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等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应作为补充。

第三,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在夫妻财产领域中是否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

本院认为,唐某甲与李某某所签《分居协议书》已经确定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一人所有。虽仍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并不影响双方对上述房屋内部处分的效力。理由如下:

物权法以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要件,赋予登记以公信力,旨在明晰物权归属,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但实践中,由于法律的例外规定、错误登记的存在、法律行为的效力变动、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保留以及对交易习惯的遵从等原因,存在大量欠缺登记外观形式,但依法、依情、依理应当给予法律保护的事实物权。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对于非基于法律行为所引起的物权变动亦进行了例示性规定,列举了无需公示即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当然,这种例示性规定并未穷尽非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所有情形,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情形亦应包括在内。

在夫妻财产领域,存在大量夫妻婚后由一方签订买房合同,并将房屋产权登记在该方名下的情形,但实际上只要夫妻之间没有另行约定,双方对婚后所得的财产即享有共同所有权,这是基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财产制而非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因为结婚作为客观事实,已经具备了公示特征,无须另外再为公示。而夫妻之间的约定财产制,是夫妻双方通过书面形式,在平等、自愿、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下对婚后共有财产归属作出的明确约定。此种约定充分体现了夫妻真实意愿,系意思自治的结果,应当受到法律尊重和保护,故就法理而言,亦应纳入非依法律行为即可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范畴。因此,当夫妻婚后共同取得的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根据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是否有效、有无涉及第三人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只要有充分证据足以确定该不动产的权属状况,且不涉及第三人利益,就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双方达成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履行,优先保护事实物权人。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第三人主要是相对于婚姻家庭关系外部而言,如夫妻财产涉及向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处分物权,就应当适用物权法等调整一般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而对于夫妻家庭关系内的财产问题,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中,《分居协议书》约定“财富中心房屋归李某某拥有,李某某可以任何方式处置这些房产,唐某甲不得阻挠和反对,并有义务协办相关事务。”该协议书系唐某甲与上诉人李某某基于夫妻关系作出的内部约定,是二人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协商一致对家庭财产在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结果,不涉及婚姻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利益,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财富中心房屋并未进入市场交易流转,其所有权归属的确定亦不涉及交易秩序与流转安全。故唐某虽在本案中对该约定的效力提出异议,但其作为唐某甲的子女并非《物权法》意义上的第三人。因此,虽然财富中心房屋登记在唐某甲名下,双方因房屋贷款之故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物权法的不动产登记原则不应影响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关于房屋权属约定的效力。且结合唐某甲与李某某已依据《分居协议书》各自占有、使用、管理相应房产之情形,应当将财富中心房屋认定为李某某的个人财产,而非唐某甲之遗产予以法定继承。一审法院根据物权登记主义原则确认财富中心房屋为唐某甲与李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实属不妥,应予调整。

总结一下:物权法关于登记生效的规定,目的在于促进交易、保护交易相对人,而在夫妻之间,在不涉及第三人的情况下自然不需要进行公示;而在适用《婚姻法》还是《物权法》的问题上,由于婚姻带有人伦和感情的特点意味着不能生搬硬套《物权法》。而《婚姻法》对于协议财产制的规定系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应纳入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应在《物权法》29条再加一种情形“因夫妻财产约定取得物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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